第290章 相遇
    “一号你看过没，小如？”
    “当然啦，怎么会没看过。”
    不需要打开google搜索，《阿黛尔-布洛赫-鲍尔夫人肖像一号》的图像，便在徐忆如脑海里清晰而生动地浮现了出来。
    她甚至能看见阿黛尔-布洛赫-鲍尔夫人，那因为肌无力而微微下垂的眼睑。
    这是奥匈帝国最伟大的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绘画生涯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人类艺术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单人肖像画之一。
    《蒙娜丽莎》、《戴珍珠耳环的少女》、《阿黛尔-布洛赫-鲍尔夫人肖像一号》。
    这幅诞生于1907年的新艺术风格作品，与克里姆特的另一幅名画《吻》一样，都是这位性情孤僻、沉默寡言的维也纳画家，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震耳发聩的强音。
    “我记得是一个银行家的委托创作……画里面的是他老婆。”
    “对，费迪南德-布洛赫。”韩易笑了笑，“奥地利的犹太银行家，也是业大亨。我选择这幅画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费迪南德真的很爱他老婆，娶了阿黛尔之后，直接把两个人的姓氏合在一起了。布洛赫-鲍尔。”
    “是因为爱她才改的吗？”小如皱皱鼻子，没有喝下韩易喂到嘴边的鸡汤，“我怎么记得是因为阿黛尔家里也很有钱。”
    “还有这事儿？”
    “你看喔：‘阿黛尔-鲍尔来自维也纳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她的父亲是奥地利第七大银行，维也纳银行的董事，也是东方铁路的总经理’……东方快车都是人家家里的，感觉布洛赫是想沾她家的光呢。”
    “也许有这方面的考虑吧。”韩易讪笑两声，开动脑筋，努力找夫妻二人相爱的其他证据，“但是、但是……你看啊，费迪南德从古斯塔夫那里买下了16幅画，有些是委托，有些是直接购买。基本上，所有的委托，都是以阿黛尔为主角，也都是送给阿黛尔的礼物。生日、周年纪念什么的。”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爱情，我们永远都看不到这些名画。”
    “《吻》可不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爱情喔。”
    “嗯？”
    “有人说，阿黛尔是克里姆特笔下，唯一一个被认为是他情妇的，来自上流社会的女士。”徐忆如的视线扫过电脑屏幕，神情沉静，面色如常，“很多评论家猜测，《吻》里面的那个女人，就是阿黛尔的理想化肖像。伱看这幅画，这个女人放在脖子前面的右手……手指是不是有点变形？阿黛尔小时候发生意外，就是伤到了右手手指。”
    “这也不能算是直接证据吧……”
    “直接证据是另一幅画，《朱迪斯与赫罗弗尼斯的头颅》，克里姆特最色情的作品。”坐在公寓高脚椅上，戴着黑框眼镜的徐忆如，语言简练，语调冷峻，听上去像是刚找到凶手，扭开变声器发言的江户川柯南，“这幅画的模特，就是阿黛尔。她戴着费迪南德送她的，镶满珠宝的金项圈，在克里姆特面前一丝不挂……apparent evidence of……cuckoldry，indeed。”
    “什么真挚的爱情，明明是脚踏两只船，婚内出轨喔。”
    如果现实世界里有流汗黄豆的表情包，韩易现在应该已经往自己脸上贴了一千个了。
    为什么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小如会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自己啊！
    “当时听介绍的时候，佳士得那边可没提这茬。”
    韩易摸了摸脸颊，支支吾吾。
    “而且……阿黛尔为什么会看上克里姆特呢？想想就不符合逻辑吧，明显是费迪南德跟她更配一点。”
    “更配一点……怎么算配呢？社会地位吗？还是钱？”小如反问道，“阿黛尔又不缺这两样东西，她家里比费迪南德有钱多了……也许她就是想要寻求不一样的刺激吧。”
    “那就是因为她不满足于同一维度的单调生活，她才……婚后跟克里姆特产生了感情。”韩易小心翼翼地给出结论，把‘婚后’两个字咬得特别重。
    “不是喔。”小如摇摇头，“在跟费迪南德订下婚约之前，阿黛尔就遇到了克里姆特。”
    那是1890年代即将步入尾声的最后几年。
    年逾三十的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在奥地利的首都生活。
    他的朋友们，都唤他knig。
    the king。
    国王。
    维也纳艺术世界的国王。
    古希腊人认为，灵感是众神赐予的礼物。弗洛伊德相信，艺术源于解决心理矛盾的尝试，因此，对于创作者来说，童年创伤的痛苦，便是伟大作品的源泉。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古斯塔夫-克里姆特这位孜孜不倦的工作狂，和屡屡犯禁的公子，便是奥林匹斯山下了重注的金童。
    1862年7月14日，克里姆特出生在维也纳郊区鲍姆加滕一间不起眼的普通平房里。这是一个天主教家庭，家里有七个孩子，古斯塔夫排行老二。他的父亲恩斯特-克里姆特来自波西米亚，是一位粗暴的、未受过教育的捷克人。他的德语水平很差，只能在维也纳过着与世隔绝，没有朋友的生活。作为一名黄金雕刻师，恩斯特有机会为奥匈帝国的上游阶层打造各种各样的华丽金饰，但光鲜的外壳下，这份工作带来的微薄收入，却让恩斯特感到十分沮丧。他养不起陆续出生的孩子们，更无法让他的妻子满意。
    古斯塔夫的母亲安娜，是在十九世纪做着明星梦的先驱。她怀揣着成为一名专业歌剧演员的梦想来到维也纳，但就像二十一世纪那些在橄榄园或者芝乐坊工作的漂亮女孩们一样，安娜的梦想，从来就没有看到过希望的曙光。从第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安娜便一直在与焦虑和抑郁做斗争，而这些焦虑和抑郁，正随着每个孩子的出生而逐渐加深。
    古斯塔夫两岁的时候，为了找到生存下去的方法，一家人已经搬了五次家。九口人挤在一个卧室里，圣诞节时甚至连面包都没有，更别说礼物了。古斯塔夫十二岁的时候，他五岁的妹妹安娜因为恶疾去世，这使得拥有同一个名字，默默承受着重压的母亲，走到了完全精神崩溃的那一步。
    他美丽但是情绪脆弱敏感的姐姐克拉拉患有“宗教疯狂症”，并且从未真正康复过。在现实中找不到的喜悦，克拉拉选择在频繁的宗教活动和神圣的疯狂臆想中获得。是的，她自称可以看到天使和圣灵，听见他们的训导。
    古斯塔夫比他的姐姐更加坚强，由此也比他的姐姐更加痛苦，他不得不在冰冷的现实世界苟活。学校对他来说，每一天都是一种屈辱的折磨。古斯塔夫因为没有合适的裤子，而被迫休学一年。还有一次，一位富裕男生的手表失踪了，作为全年级最穷的男孩，古斯塔夫成为了头号嫌疑人。
    持续不断的感情伤害、欺凌与绝望，让他爱上了画画。当古斯塔夫完成家务之后，他会坐在房间的安静角落里，画邻居的猫，画弟弟恩斯特和他的猫，也画瘫坐在椅子上的妈妈。
    韩易本来对《阿黛尔·布洛赫-鲍尔肖像二号》这幅画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约书亚-格雷泽介绍到这里的时候，他开始燃起了对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和他画作的好奇火焰。
    在韩易看来，虽然他的童年跟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相比肯定要好上不少，但从精神内核的角度出发，他们的孩提时代，都是在得不到回应的空虚，和担心随时会失去的恐惧中度过的。
    有相似的经历，才会培育出雷同的灵魂。
    有雷同的灵魂，才会更懂得欣赏趋近的表达。
    再长大一些，古斯塔夫和弟弟恩斯特开始帮助他们的父亲从事黄金雕刻工作。当时，奥匈帝国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决定全心拥抱现代文明，他指示维也纳政府拆除城墙和护城河，并以一条四通八达的die ringstrae，环城大道，取而代之。得益于这项巨型市政工程的建设热潮，黄金和黄金雕刻，成为了一个冉冉升起的朝阳行业。
    环城大道两侧，帝国各部委大楼与英雄纪念碑，无一不点缀着耀眼的黄金。在这里，阿特拉斯举起金色的地球仪，帕拉斯雅典娜的镀金面孔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就连天板和科林斯柱上，都贴满了金箔。
    黄金，象征着对于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和他的家人来说遥不可及的一切，他们似乎生来就徘徊在维也纳这场盛大宴会的冷清边缘。他对黄金的向往，和日后在画布上对黄金元素的狂热堆砌，皆肇始于此。
    虽然出身贫寒，但古斯塔夫一直有一种奇妙的命运感与使命感，他知道，自己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注定要完成一些伟大的事业。十四岁时，他被维也纳城内新创立的应用艺术学院录取，弟弟恩斯特也很快加入了他。两兄弟早熟的天赋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给他们的导师费迪南德-劳夫伯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劳夫伯格引导他们进入镶嵌画和壁画的领域，他帮他们接洽了艺术生涯里的第一个委托创作。很快，兄弟俩就开始绘制赫尔墨斯宫的内部装饰。当时，世界上最美丽的王后，奥匈帝国的伊丽莎白皇后非常鄙视维也纳的传统宫廷，维也纳西郊的赫尔墨斯宫是她为自己打造的隐居城堡。
    克里姆特兄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随后，他们与应用艺术学院另一位前途无量的新星弗朗茨-马奇组成三人创作团队，绘制了维也纳斯特拉尼宫的天板。在古斯塔夫的主导下，他们一同建立了kunstler-compagnie，即艺术家公司。
    艺术家公司获得的工作机会，和随之而来的巨大声誉，很快便超出了三位年轻艺术家的想象。他们获邀前往中欧建筑瑰宝的集散地卡尔斯巴德妆点一座剧院，受聘为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与伊丽莎白皇后的二十五周年银婚庆典妆点墙面。1888年，因为在维也纳城堡剧院出色地完成了壁画委托，他无比茫然地从帝国皇帝手中接过了一枚金质勋章。
    而那年，古斯塔夫只有二十六岁。
    “到底是我们傻还是他们傻？”克里姆特向他的兄弟恩斯特和合伙人弗朗茨-马奇兴奋地咆哮。几个月来，他们一直担心这幅壁画不够好。但事实证明，正是这幅嵌满了进步女性、文化英雄与皇帝情妇的笔画，带领克里姆特兄弟走出了不稳定的艰辛童年，并获得了帝国上下的热烈称赞。
    在维也纳，艺术就是力量。
    而克里姆特兄弟，就是年轻的赫拉克勒斯。
    自信、张扬，将整座城市视为匍匐在他们脚下的仆人
    阿黛尔则不同。
    安静、自省，谨慎地蜷缩在自己的世界里，打量着窗外这头沉默的，随时会张开血盆大口的巨兽。
    她的父亲不在乎，她的姐妹不在乎，她身边的所有同族人，看上去都不怎么在乎。
    但阿黛尔能敏锐地察觉到，她正生活在这个时代，对她和她的同胞，恶意最深的一个国家。
    即便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维也纳，和奥地利这一整个国家，都是游客们口中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地方。无处不在的区别对待，和听见异国语言之后的冷漠面孔，是奥地利人对所有不说德语的外来客最司空见惯的恶意。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都是如此，当年的奥匈帝国会是何等模样，就不难想象了。
    维也纳，是多瑙河畔最古老的人类定居点之一，也一直是护卫在东西方文明交界处的堡垒城市。维也纳的建立，就是为了抵御外来者，但自古以来就没有摆脱过移民的影响。从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来的奥瑞纳人在这里留下象征生育的母神雕塑后，继续迁徙到法国和西班牙去绘制洞穴壁画。躁动不安的凯尔特人沿多瑙河而上，在树木繁茂的悬崖边建立了定居点。后来的罗马人，将之称为文多博纳。
    著名的五贤帝之一，战士皇帝马可-奥勒留亲自守卫这座堡垒里丰饶的葡萄园，击退了马科曼尼人的进攻。他将城墙建得更高，以抵御匈人、哥特人和阿勒曼尼人。
    很快，它就成为了基督教世界的东部边境，对抗斯拉夫地区的入侵者，和呼啸掠过匈牙利平原的马扎尔骑兵。随着驻军的增加，这座不断壮大的城堡被冠以了一个全新的名字，维也纳。
    换句话说，这座城市，自诞生以来就是包容与排外的结合体。一边接纳新生文化，一边对抗异端势力。而在这张标注着敌友关系的光谱上，犹太人，被放在了一个微妙而尴尬的位置。
    维也纳近郊的一座儿童坟墓里，曾出土过一个誊写着犹太祈祷文的金色卷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是我们的神！主是独一的！”——这份卷轴的出土，可以将犹太人在维也纳地区的存在推回到公元三世纪。也就是说，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应该是罗马奥地利的共同创始人。
    但随着基督教取代多神教，当地政府和当地居民与犹太公民的关系也变得反复无常。他们被接纳，随后又被驱逐。被允许以商人的身份返回城市，但不允许在城堡内拥有房屋。如果犹太人在历史的某一个阶段变得过于成功，任何偶发的瘟疫、干旱、战争和饥荒等不幸，都会让原本和平的邻居，变成红着眼要杀光所有犹太人的革命者。
    犹太人被称作是杀害基督的人，是剥削正直基督徒的放高利贷者。而当他们逃离时，则又会被讥讽为无能的流浪者。
    这一情况持续了上千年的时间，直到进入十八世纪末期，凭借着他们在商业领域的卓越成就，以及对挥霍无度的男爵、伯爵甚至王子的财政救助，犹太人渐渐赢得了贵族的认可，甚至间或有之的荣誉头衔。
    1814年，参加拿破仑战争之后，旨在重新分配列强利益的维也纳会议的各国外交官们，纷纷涌进犹太贵族范妮-冯-阿恩斯坦举办的盛大沙龙。威灵顿公爵、塔列朗亲王、普鲁士首相，还有施莱格尔等政商文化领域的巨擘，皆不约而同地随着由多瑙河船夫引入首都的，奥地利的山地求爱音乐翩翩起舞。
    当时的维也纳人，为这种音乐催生的舞蹈起了个名字，叫做华尔兹。
    这场史上最成功的华尔兹舞会，标志着犹太人正式走上了欧洲的主流舞台。1848年，维也纳进行了犹太解放改革，约200个富裕的犹太家庭获得了自由置业和迁徙的权限。加利西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犹太人开始向帝国首都进发，以追寻更无拘无束的生活。
    拆掉城墙，拿起工业化大锤的哈布斯堡王朝，开始频频向这些犹太巨贾示好，请他们为铁路和工厂建设提供资金，作为回报，王朝会赠予他们象征荣耀和地位的贵族头衔。罗斯柴尔德家族、古特曼家族和谢伊家族，积极融入这个国家，成为维也纳的“第二阶层”，即传统天主教贵族之外的新晋贵族和实业家。
    1860年至1900年，维也纳的犹太人口从6000人暴增至147000人，其中包括弗洛伊德和马勒这样的伟大人物。他们挤满了首都的歌剧院、戏剧院和高等学校。犹太人口只占维也纳总人口的10%，但在高等学校里这一数据却是30%。犹太人积极学习新近开设的科学与医学专业，也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艺术家、政治家与其他知识分子。
    正如记者斯特凡-茨维格所说的那样，到了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交点时刻，“无论谁希望在维也纳有所作为，都必须依赖犹太资产阶级”。
    犹太精英，成为了中欧的“知识水泥”、“财富水泥”和“社会水泥”。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能在维也纳有所作为。大多数涌入帝国首都的犹太家庭，都住在远离环城大道的贫民窟内。这些人，基本上都是ostjuden，即东方犹太人，逃离了波兰和俄罗斯落后角落的贫困与大屠杀，绝望而虔诚地来到这里，挤进了古老的犹太人聚居区利奥波德施塔特，和其他新建的多瑙河沿岸的破旧窝里。
    这就是世纪之交的维也纳：一座富裕的国际大都市，一片贵族与富商的游乐场，一块吸引赤贫难民的磁石。
    但普通的奥匈帝国民众看不到这些，他们只能看到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开始把持这个国家的经济大权。街头买到的面包，火车站里买到的车票，全都变成了滋养异教徒的祭品。于是，反犹太主义与犹太家庭的地位日益提高齐头并进。
    年轻的阿黛尔，在空气中嗅到了紧张的硝烟味。
    乔治-冯-舍纳勒，一位居住在帝国边境的反犹政治家，1888年曾因为殴打犹太人而入狱。他的妹妹，思想开明的女演员亚历山德琳-冯-舍纳勒，却公开与犹太剧院赞助人交往，他们的父亲，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亲密朋友和商业伙伴。
    这就是少女时期的阿黛尔亲眼目睹的现实，与他们亲善的白人好友，背后往往有一个对犹太人敌意深重的家庭。
    这股反犹浪潮，随着乔治-冯-舍纳勒的弟子，律师兼政治家卡尔-卢格的平步青云而愈演愈烈。卢格创立了基督教社会党并提倡民粹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他有时候甚至被人称作是希特勒的纳粹主义的先驱。光是这一评价，就能让人对他的政治倾向和想要推行的公共政策有一个大致的判断。
    1897年，卡尔-卢格在维也纳的市长选举中成功胜选，并不顾皇帝本人的强烈反对，赴市府就任。“英俊的卡尔”为首都引进了电气路灯、公共市场和市政煤气厂，同时，也把维也纳变成了反犹太主义阵营的圣地。
    在越来越浓重的敌意中长大，十六岁的阿黛尔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保护自己的诀窍。当跟她同龄的犹太少女们在宫廷宴会上展示新习得的舞蹈动作，大出风头的时候，阿黛尔只会心满意足地蜷缩在沙发上，安静阅读歌德，或者小声与宫殿里的知识分子讨论最近兴起的艺术运动。
    一个是出身贫困，一步一个脚印，带领家族蹚出泥淖，意气风发到仿佛世界为其所有的天主教艺术家。
    一个是含着金汤匙出生，只需要学会如何在平安喜乐中安静地度过一生，总是会有些过度担忧未来的犹太教少女。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和阿黛尔-布洛赫-鲍尔，看上去就像是两个世界的人。
    两条哪怕相交，也很快会分道扬镳的直线。
    可命运就是这样令人啼笑皆非。
    与上一世的韩易和徐忆如一样。
    他们相爱了。
    以一种扭曲的方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