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5章 朱门几处看歌舞,犹恐春阴咽管弦
万历十二年三月,大明朝廷通过了加征奢侈税,比如之前一两印泥作价20两白银,之前的坐商是三十抽一,也就是需要缴纳六钱七分银的税钱,而现在加税到了30%,就要纳税六两的税钱。
这种税是一种特别税,商品的目录非常明确。
而且收税并不是去坐商手里收税,而是在街道的两侧,设立稽税房,专门厘清税款。
用尽心机和手段,其实也可以逃避,但你手里的东西,是真是假,那就没人去证明了。
奢侈品的本质就是浪费,浪费的目的就是炫耀,不交税,没有税票,你手里的奢侈之物就不知道真假,所有人就会默认为假,那么奢侈品最大的交换价值和情绪价值就荡然无存了。
明明是用的一样的蜀锦川锻在成衣店做成的衣物,款式都是一模一样,费了重金,结果因为缺少了认证,换来的只有嘲笑,而不是羡慕的目光和夸赞。
拜金钱教,认为金钱是无所不能的,这本质上是对劳动产生价值的否定,否定劳动价值论,就是否定个人努力可以改变命运,最终的结果就是大明整个社会,由上到下的整体失活。
大明已经进入了兼无可兼,并无可并的地步,靠着个人的努力,辛勤的劳动甚至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的地步,如果拜金钱教进一步蔓延,那么大明整体失活,朝廷系统性失灵,就已经不远了。
个人努力真的可以改变命运吗?朱翊钧说不好,但他已经在尽量做了,让個人的努力有所回报,劳有所得。
朱翊钧对于加税十分谨慎,十二年的时间,他就加税了两次,一次是出海的直接利得税,这个税在民间被称之为叛逃税,背叛大明、逃离大明,交了钱就可以自由离开的税,带有十分明确的贬义,第二个就是眼下推行的奢侈税了。
其实除了这两个加税,还有一个也是加税,那就是在松江府试行的一条鞭法。
这也是阎士选下定决心离开上海县的原因,阎士选不是申时行、姚光启这样的天上人,面对一定会矛盾冲突更加激烈的局面,阎士选只能逃避。
朱翊钧从来不认为阎士选的逃避是可耻的行为,一如当初王之诰选择了离开文华殿,不敢继续走下去。
逃避并不可耻,因为官场就是如此的残酷,你朝中无人,仕途就是如同三伏天过火焰山,连个遮阴的地方都没有,而显然一条鞭法的试行,就是三伏天过火焰山一样的危局。
一条鞭法要解决的是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就是将种类繁多的徭役和杂税合并起来,一条编,折算为银两纳税;要解决的是大明财税制度的不完整,这是自大明建立,洪武年间遗留的顽疾;要解决的是从实物税转向货币税;
而且一条鞭法要解决的是百姓负担过重的问题,松江孙氏孙克弘说的很明白,一条鞭法就是加税,但一条鞭法执行的越到位,越彻底,百姓的负担就会越轻。
越加税,百姓的负担越轻,就像是越加税越能抑制兼并一样,是个悖论,但在大明特殊的国情之下,是合理的。
自洪武年间定田赋三十税一之后,大明田赋看起来很低很低,但其实自洪武年间就存在一个运费的问题,那时候是民解官收,就是百姓自己运到县城或者府衙,这几十里路,上百里路的粮食转运,需要多少粮食浪费?从地方到朝廷又有多少?
后来改成了官解官收,但是官府也要征发劳役,运费的问题,仍然是一笔巨大的支出,需要加派。
但是换成白银就简单多了。
大明每年从南衙取400万石的漕粮,南衙地方很多官员,都是带着白银到松江府,直接购买舶来粮,粮食连船都不下,直接入京,这样一来,地方衙门也卸下了沉重的运费负担,当然这个钱,四差银、丁徭银,还是要收的,只不过都落到了地方衙门的口袋里。
由大明朝廷的基本运行逻辑可以看出,朝廷、官府,就只是统治阶级手中的统治工具,而大明的统治阶级非常明确,世袭官和官选官,和诞生官选官的乡贤缙绅、势要豪右。
而国朝这个工具,既可以捞取利益,也可以确保自己的社会地位。
一条鞭法,就是要动势要豪右、地方衙门的蛋糕,是统治阶级的内讧,这种程度的矛盾和冲突,阎士选选择离开,是审时度势,也是无奈,他阎士选要是王崇古的族党,而不是普通的晋党,他也敢在上海县战斗到最后一刻!
“阎士选的逃避并不可耻,因为他是在知道了姚光启来到了上海县后,才选择了离开,这也是一种负责。”朱翊钧亲自给阎士选写了一封信,勉励他到了杭州府后要好好干,随着书信一起送到的,还有刚刚印出来的《官场纪实:从入门到权倾一方》。
这是肯定,也是勉励,相比较松江府这个第一战场,浙江这个第二战场同样重要,浙抚朱纨、李天宠、胡宗宪先后在浙抚的位置上,因为平倭而死,无论是严党还是清流,在嘉靖年间,只要平倭,都要死。
所以,阎士选到杭州做知府,也不能放松警惕。
阎士选不是不负责任,姚光启早就做出了选择,海带大王这个诨号,就注定了姚光启只能在坚持为百姓谋利这套路上走下去,没有任何别的选择了,姚光启脸上有道疤,那是他为保护百姓利益的功勋章。
“陛下,归化城来的奏疏和游学札记。”冯保呈送了另外几本奏疏。
朱翊钧收到了林辅成、李贽的第二份草原游学札记,这份札记,依旧胆大包天,不过胆大包天不是指责国朝失去了灵魂,而是行为过于大胆了。
讨论的内容,仍然是宗教对人的异化。
林辅成一行人顺利抵达了归化城,绥远布政使以极高的规格接待了他们,三娘子也委婉的表示,希望林辅成和李贽能说点好话,三娘子作为大明册封的一品忠顺夫人,对于黄公子的身份还是十分了解的。
三娘子清楚的知道,林辅成他们这趟游学的收获,都会直达天听,自然不敢怠慢。
但是林辅成依旧批评了归化城,批评了归化城的宗教,多少有点给脸不要脸了。
归化城附近有个喇嘛庙,香火极为鼎盛,每到三月初三,都要召开法会,林辅成和李贽这才了解到,三月初三的法会是普遍存在的,就是春暖开,河流解冻的时候召开。
草原上的春天比内地要晚很多,三月初三,正是最忙碌的时候。
草原的法会很有问题!因为影响到了草原的春耕,人都跑去参加法会了,结果就是春耕被耽误。
在大明,春蚕要吐丝的时候,哪怕是县太爷下乡,都不能鸣锣开道,因为春蚕受到惊吓,不会吐丝,甚至惊厥而亡;在大明,老牛下了小牛犊,所有人都要轻手轻脚,衙门要遣衙役上门道喜,并且记录在案;
大明律明确规定,在一月到三月,任何衙门无故不得征发劳役,除非有圣旨,但皇帝一般为了避免被骂,这种圣旨轻易是不会下的。
在收割麦子的五月,县学里的童生,都会放假,就是收麦。
是保生产还是保礼法?大明选择是非常明确的,两百余年也没变过,那就是保生产。
但是草原不这样,归化城的喇嘛庙吹吹打打,法会要进行半个月之久,几乎所有的青壮年都要前往。
林辅成直接化身为了大喷子,跑到了人家喇嘛庙里闹事,在法会上,大放厥词,怒喷这些大喇嘛不干人事,大喇嘛被骂了半天,最终还是不敢还嘴,选择了解散法会,让壮丁回家春忙。
大喇嘛本来想骂回去的,甚至发动僧兵把这个林辅成的嘴给缝上,读书人骂街,那可比泼妇骂街要狠得多,因为很多时候,大喇嘛们根本听不懂骂的什么,就知道很脏。
但是大喇嘛们看着陈末这些缇骑们默默架起了虎蹲炮,立刻清醒了起来,选择了认怂。
佛法挡不住弓箭,也挡不住火器,陈末领到的皇命就是保护这帮游学士子的安全,这个游学团无论犯什么错,也只有陛下可以审判。
草原的春耕,除了种牧草以外,就是剪羊毛,这都是必须要在这个时节做完的事儿,否则羊毛会在春风之下自然脱落,吹得哪里都是,只有小孩和妇女,是干不完这些活儿的。
而牧草因为栽种过晚,正好无法供应小羊羔出生前和出生后母羊那堪称恐怖的食量。
林辅成觉得草原人疯了,一年之际在于春,这么重要的时间,搞什么法会!佛祖能给吃给穿给用吗!简直是胡闹!
林辅成完全就是情绪输出,怎么骂的难听怎么来,而李贽则探讨了其中的原因。
李贽是以唐代诗人李约的《观祈雨》一诗为开头。
桑条无叶土生烟,箫管迎龙水庙前,朱门几处看歌舞,犹恐春阴咽管弦。
久旱无雨,桑树长不出叶子,土地皲裂,风一吹尘土飞扬,土地好像要生烟燃烧一样;人们敲锣打鼓的来到了龙王庙前祈雨。
而朱门之内的富贵人家,仍在观赏歌舞,听闻有人到龙王庙祈雨,担心春天的阴雨绵绵,使管弦乐器受潮,无法发出美妙的声音。
所处的立场不同,看待问题则不同,在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的干旱之下,百姓们只希望普降甘霖,而富贵人家,则完全不必担忧干旱造成的影响,他们更加关切管弦乐器会不会受潮。
草原上普遍上存在的三月初三的法会,也是如此。
支持喇嘛们举办这样法会的贵族们,其实不必担心羊毛的损耗,不必担心羊羔营养不良,也不必担心羊羔因为母羊奶量不足而饿死,因为到他们手里的财货不会减少,大不了再苦一苦穷民苦力,骂名喇嘛来担。
林辅成大闹水陆法会之后,三娘子专门上了道奏疏陈情。
三娘子的奏疏解释了为何要在春忙的时候,召开法会。其实就是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因为身处其中,习以为常,没觉得有什么问题,直到有人点出来问题后,才懊恼无比,如此简单的道理,之前却没人注意到或者没人提及。
皇帝的新衣里,只有那个童言无忌的孩子指出了皇帝没穿衣服,草原上不是没有聪明人,不是没人看出问题,而是不愿意多管闲事,穷民苦力们有再大的怨言,也传不到三娘子的耳朵里。
三娘子也是草原上的统治阶级,上情下达这个亘古以来的难题,在草原也普遍存在,三娘子做出了保证,大喇嘛的法会不会再春忙召开,但凡违逆,就责令大喇嘛还俗,把喇嘛庙烧个干干净净。
三娘子在奏疏里,再次委婉的表示,希望皇帝陛下能管管晋商,他们在草原放印子钱,已经赚了很多钱了,给边民一条活路。
朱翊钧专门就晋商发印子钱之事回复了三娘子,王崇古已经对晋商发出了警告,并且规定了印子钱年利息,不得超过一分,就是年息不得超过10%,并且对暴力催债进行了明令禁止。
边民要活,晋商放印子钱也要活,在这个天灾人祸的年头里,一场白毛风,三成以上的牲畜冻死,晋商们利息再低,就该赔钱了,杀头的买卖有人干,赔钱的买卖没人做。
以前边民属于俺答汗的时候,大明皇帝的态度是,放可劲儿的放!怎么吸血怎么来,当绥远属于大明的时候,朱翊钧的态度立刻就变了,做出了明确的限制。
“忠顺夫人还是有恭顺之心的,发现了问题,立刻做出了处置,她这位置也是两头受气,一方面是本地的风俗,一方面是大明朝廷的政令,虽然林辅成李贽讨论的内容,宗教对人的异化,在大明不具备普适性,但是对于草原、西域、川藏地区还是很合适的。”朱翊钧将奏疏整理好递给了冯保,下章内阁,顺便给黎牙实送去了一份。
泰西的确也需要宗教对人的异化这方面的讨论。
冯保接过了奏疏俯首说道:“陛下,宗教对人的异化,在大明腹地也是普遍适用的,乡野之间,各种淫祀数不胜数,还是需要讨论,并且捣毁这些淫祀的,溯本清源,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出了一个寒门皇帝,金戈铁马的刘裕。”
“刘裕一路北伐,沿途将所有淫祀捣毁。”
陛下对大明腹地是有些乐观了,在冯保这个内相看来,林辅成、李贽这些自由派们,讨论的自由,其实就是一个再确定不过的问题,人就是人,每个人都是人,如何让人从乡贤缙绅、宗教、权力之下,变成真正的人,这就是冯保对自由的理解。
淫者,放纵,过多,过度,失其节制,不合法度。
《礼记.曲礼》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
被朝廷批准可以参拜的神都是正神,都是带朝廷封号的;未经朝廷批准,都是不能参拜的邪神,就是淫祀。
“冯大伴说得对,对大明腹地也非常有意义。”朱翊钧稍加思忖,认可冯保的谏言,作为内相,他不仅仅只会说文臣的坏话,在规劝皇帝、责难陈善这件事上,也是尽职尽责。
“李贽另外有本启奏。”冯保拿出了另外一本奏疏,司礼监整理好奏疏,让奏疏变得更有条理性。
李贽额外的讨论了权力对人的异化,权力、宗教、金钱等等对人的异化,是李贽的课题,李贽还在完善。
在对人的异化这个课题上,李贽在讨论的时候,尽量避免了讨论权力对人的异化,因为权力的源头皇帝陛下,会审稿。
但李贽还是在对他有生杀予夺的皇权面前,努力的讨论着这些禁忌的话题。
“李贽这个胆子是真的大啊。”朱翊钧看着手里这本奏疏由衷的说道:“这必须得改改才能发刊,还是有些大逆不道了。”
李贽首先拍了一堆的马屁,盛赞了太祖高皇帝的英明神武,成祖文皇帝的文韬武略,将朱元璋称之为:千万古之一帝也,千古已经不能评价了,得千万古的时间,才出这么一个人杰来形容了。
其实李贽就是在叠甲,李贽话锋一转,说起了宣宗废皇后、宣宗烹汉王、英宗土木堡天变、夺门之变、孝宗皇帝时的文恬武嬉,而后李贽用长篇累牍分析了世宗皇帝,道爷。
整篇文章,就是奔着道爷去的!
李贽认为,世宗皇帝晚年的怠政,不仅仅是完全失望,也是长期权力巅峰异化的结果,最终导致了克终之难。
有了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这是权力的任性,晚年的懈怠,和初期的励精图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的确会在无边的权力之中迷失自己的本心,忘记为何出发。
朱翊钧两手一摊说道:“他说世宗皇帝也就罢了,毕竟世宗皇帝自己也捏着鼻子认了,海瑞上治安疏那么久的时间,世宗皇帝最终都没能下定决心杀了海瑞,原因是很清楚,因为海瑞是对的。”
“海瑞是对的,那谁错了呢?”
“但是他连先帝这个神龙见首不见尾、不怎么管事的皇帝,也要指责吗?”
“臣倒是以为不是没有道理,先帝对于宦官是有些过于宠溺了些。”冯保反倒是觉得李贽说的没错。
李贽对隆庆皇帝也是指指点点,主要是批评了隆庆皇帝在登基前两年一些糊涂事儿。
隆庆元年,隆庆皇帝突然下旨内阁,要让太监吕用、高相、陶金这三个宦官坐团营,提调京营军兵,并设内操场,组建净军,这道旨意一下,内阁直接炸了锅!
徐阶这种已经极为擅长明哲保身的首辅,都顶不住了,赶忙上了两道《请拟科道谏止内臣坐营票贴》和《请允御史奏止内教场操练疏》,申明利害关系,让隆庆皇帝收回成命。
隆庆皇帝不听。
如果是提督内臣,这是自洪武年间太监监军的祖宗成法,历代都用,不是什么问题,可是坐团营提调,这问题就大了!
宦官有调兵的权力,掌兵权,疯了吗?
但是隆庆皇帝就是不听,非要这三个宦官去坐团营,在隆庆皇帝看来,大臣不值得信任,武勋也没什么领兵的人才,军队不掌控在自己手里,怎么能安心呢?
还是高拱和张居正夜扣宫门,好说歹说,才说服了隆庆皇帝,收回了成命。
高拱把汉代十常侍和唐朝宦官废立九个皇帝的事儿拿出来说,吓唬隆庆皇帝,你给了宦官兵权,尤其是京城的兵权,后果非常严重。
自朱程理学成为显学之后,春秋之后无大义,唯记事耳,这种法三代之上的崇古派就成为了主流,连大明读书人都普遍不读史的情况下,隆庆皇帝在裕王府也没读过史书。
高拱能讲唐代宦官废立九个皇帝的事儿,让隆庆皇帝大为惊讶,还疑惑:果有其事乎?
这也是张居正为什么要编写《帝鉴图说》的原因了,不读史真不行,时代在发展,两千年前的理论,不能解释一些问题,人终归是要与时俱进,皇帝也不能例外。
而李贽对隆庆皇帝的批评,则是集中在:想当然耳。
权力对人的异化,很容易产生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想当然耳。
就是为上者过于想当然的设立目标,不可能的工期、不可能的产量、不切实际的扩张等等,都是想当然的结果,现在这个年代,京畿附近一亩地打三百斤粮食,已经是风调雨顺了,如果皇帝不了解,大兴县县令的亩产千斤,就会掀起一股可怕的乱流,影响大明新政的推行。
权力,尤其是大明帝王的无上权力,必然造成一种错觉,就是朕拥有类似于‘俺寻思之力’的超脱自然的力量。
只要朕想,就能做到。
“他说的确实有几分道理,但是冯大伴,你这么一个宦官头子,说先帝过于宠溺宦官了,是不是立场不大对?”朱翊钧倒是有些疑惑,冯保居然没有为宦官说话。
冯保想了想,回答道:“隆庆二年七月,御马监太监许义,带着一百多名宦官,在左顺门抓到了巡城御史李学道,将李学道殴打了一顿,在没有圣命的情况下,居然敢这么做,主人没有下令的时候,敢这么做,就已经不是陛下的鹰犬了。”
“啊?”朱翊钧看着冯保惊讶的说道:“还有这事儿?”
嘉隆万年间的文官有多横,从元辅当国这四个字就体现的淋漓尽致了,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哪个不是大权独揽?
结果在隆庆二年,御史被宦官在皇宫里给偷袭了。
冯保将当年事说的很清楚,许义这个宦官,仗着自己的身份,在宫外强取豪夺,这巡城御史李学道撞见了,自然不能忍,就处罚了许义,上奏弹劾许义强取豪夺,许义怀恨在心,就带着人把李学道给打了。
隆庆皇帝知道许义带着一百多个宦官把李学道给打了,怒不可遏,许义为首的十数名宦官被打了一百杖,充云南烟瘴之地,其余杖责六十,发配孝陵充军。
隆庆皇帝宠溺宦官,酿成了这么个事儿出来,弄的皇帝颜面扫地,也不得不外放了李学道,算是各大五十大板。
自那之后,隆庆皇帝也发现自己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天赋,就懒得理外廷那些事儿,多做多错,不做不错,外廷来了奏疏,盖个章,交给外廷就是。
凡事儿都要有个度,过分的信任和宠溺,对宦官本人而言,也不是什么好事。
“这也是臣以为李贽说得对的原因,也正因为过分的宠溺,给的权力太大了,陈洪、腾祥、孟冲等宦官,才那般胆大妄为。”冯保说起了万历元年刺王杀驾的事儿,陈洪居然敢勾结宫外,把人送到宫里刺杀皇帝。
这狗咬起了主子,就是异化的结果。
朱翊钧忽然想到了李佑恭说他看霞飞街奢侈品一条街起了贪心,准备以僭越之罪抄家,最后还是没做,没做的原因是有圣旨,外出内臣,不得滋扰地方,李佑恭能遵循圣旨,这就是没有被权力异化的结果。
“有几分道理,下章礼部,让万阁老改一改稿就是了。”朱翊钧还是不准备李贽这篇批评皇帝为主的社论直接发刊,他说的再有道理,也是批评了道爷和先帝。
作为皇帝,朱翊钧没有立场让这篇社论以这个面目问世。
但讨论的内容是值得肯定的,可以交给万士和修改一下,换个例子,道理还是那个道理,权力让人任性,权力让人想当然耳。
“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就很好。”朱翊钧觉得也有现成的例子进行替换,道爷换成唐玄宗,先帝换成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
这样一来,也能论证,只不过冲击力没有李贽的说法那么强罢了,按李贽的原稿这么发刊,不用别人出手,士林都能把李贽打到不忠不孝那一列,然后彻底打死。
(本章完)
第605章 朱门几处看歌舞,犹恐春阴咽管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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